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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5在地方上，通过涉诉信访的管辖权，政法委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超级法院。文革前长期实行的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是审判秀的典型，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中共中央64号文件）从形式上结束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使审判成为真实的，而非作秀，这是一个历史进步。
注33在实践中，许多不为当事人与律师知晓的政法委以各种名目制定的规则，事实上成为直接适用的法律，它的效率甚至在法律之上，它可以直接作为改变合法判决的依据。这使1954宪法确立的宪政体系悬置，也使八大确立的党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的方针失去了制度依托。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十三大报告特别规定：今后，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在对报告的批复中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合署办公，并由公安部统一领导，注8法院检察院都成了公安的下属单位。在此制度环境下，虽然在理论上政法委的结论对公、检、法机关只是建议，并没有强制约束力，但事实上很少有人敢于否定政法委的结论。当代立宪主义语境下，无论是构建国家，还是确立政权权威，执政者掌控和行使权力形式上都必须满足人民认同这个正当性标准，人民是根据文化统一行动的。
只有在符合人民文化认同的权力话语基础上，才能构建起真正符合宪政精神的权威。并且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制宪权理论，阐释了人民①构建政治国家的方式：根据政治决断，人民预设了自己作为政治地存在着的联合人群。对此，文本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种解决方案：找到文化认同。然而，正是要在这段历程中坚持对真实的不断追寻，才是构建宪政国家的必由之路。
用它来寻求人民真实的政治意志，并通过它来实现对权力的权威判断。(27)[捷克]米兰•昆德拉：《笑忘录》，王东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刘作翔：《法律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5页以下。在这样的重重险阻面前，寻求人民的真意多少看来近似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在形式上，此时人民也许会真心认同掌权者的权威，然而话语的强权已经扭曲了个人权利所要追求的本真了。在个体以人民中的一员这个身份参与到交往程序中的时候，他们的能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一项就是对文化的把握能力。
因此，本文对文化作这样的理解：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据特定的自然条件、物质生产方式以及其他具体的时代条件等因素，在特定人群中形成的一套观念体系，它决定了这个群体中各个成员所共遵的生活信念、思维方式、价值准则和行为方式等。只不过这些名义上的权威者难以确立对社会的有效统治，政权往往陷入动荡、分裂的困境，除了在伊拉克失败的美国梦，长久困扰中东多国的库尔德人问题也是一个突出的例证。(25)参见[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1-134页。其中，人民实践政治意志就是行使制宪权。
二、通过文化认同获得权威人民如何要避免被僭越的危险，保证权力获得权威呢？那就必须要对权力作出真实的权威判断。参见田宗会：《伊拉克库尔德人问题的新变化及前景》，载《世界民族》2010年第4期。
当代立宪主义理念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人民这个概念的集合属性并不是要消灭个体，而是个体借人民这个集合发展其自由和权利。(18)库尔德人是西亚地区的第四大民族，现主要分布在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他们在一战后短暂地建立起自治政权，但很快被取消。
而立宪主义理念既然追求人民对权威的真实认同，那么，就必须要构建起能够摆脱掌权者控制的无私的交往规则，以此为基础所确立起的交往才能具有基本正当性。不过，正当交往规则只意味着独立表达话语具有客观可能性，可个体交往能力的增强不可能只靠客观基础就能实现。④参见[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Ⅲ)：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存在基质表述在行使制宪权产生的实定宪法中，虽然不能认为这就能完整表达出政治统一体意志，但是它确是包含着对特殊的整体形态有意识的规定，而这种整体形态是由政治统一体自行选择的。文化才是决定政治国家权力是否能够获得权威认同的根本性规定。以此为基础，政治统一体需要构建以独立个体或集团为主体的交往程序，寻求更为广泛的话语共识。
……有谁敢褫夺它近代历史的主体？(24)否则，在过分抽象的历史维度中寻求人民的文化认同，叙事史往往会被权力利用，话语就会成为掌权者编织历史的工具。(21)故此，即使掌权者和人民处于一套文化认同的支配之下，也不能就认为人民能够完全地摆脱被权力僭越的危险。
……越来越多的国旗正在被正确地高高挂起……人们不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③参见前注①，[德]卡尔•施密特书，第84-88页。
实际上，这个基础在定义项上完全与文化(13)的概念同义。暂时抛开有意识的规定表达的局限性，理论上讲，实定宪法是根据制宪权主体前宪法状态下的意志，对国家权力存在形态作出的有效决断，(12)这种表述过程说明，存在基质诠释的是前宪法状态下人民的意识，它是有意识的规定得以形成的基础。
四、通过话语的更新再现真实权威如果文化认同中也埋伏着掌权者的话语权力，人民又将如何摆脱被僭越的危险呢？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话语最终还是服从文化规则的，具有他者的属性。但在现实中，采用制宪形式构建的政权并不总能获得人民的真实认同。最后，必须以交往行为的真实性作为基础和前提，这就要求建构正当的交往规则，并不断提升个体交往能力。实际上，恩格斯早年在从发生学角度分析国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重视到这个问题。
李有义：《世界民族问题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所有经验都充分表明，在任何情况下，统治都不会自动地使自己局限于诉诸物质的或情感的动机，以此作为自身生存的基础。
但和理论设计有所出入的是，现实中声称代表人民的掌权者并不总是能够获得人民认同，即不能基于权力事实就推定权力具有正当性。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从三个方面来建设话语体系：首先，建设话语体系的开放性，增进它不断识别和表达个别化诉求的能力。
李鹏涛：《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伊朗民族矛盾的产生与演变》，载《世界民族》2009年第1期。(14)可到了新千年，当市场经济浪潮急速席卷全球时，这种由旗帜标示的文化认同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政治界限变得模糊起来，以至于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以适度国家为展开论述的视野，指明美国对伊拉克政权的民主化改造之所以失败，只是没有找到适度的国家强度：‘华盛顿共识本身并没有错……真正的问题在于国家在某些领域必须弱化，但是在其他领域却需要强化。
⑨根据美国官方的声明，这次撤军的具体完成期限是2011年12月31日，但是从12月18日起，驻伊拉克美军就不再享有司法豁免权，所以把18日作为美国正式撤兵完成、结束伊拉克战争的标志。回溯这条指向人民真意的历程，却发现处处潜藏了掌权者僭越人民的危险。因为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作为社会自我组织的手段，国家虽然在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甚至日益同社会相异化，但仍始终服从从社会中产生这个根本规定。哈贝马斯指出，在当代诸多关于权力正当性的学说中，卢梭的国民总意学说构成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判断标准。
⑩最终这场由美国主导的构建未能按照原初的设想实现，撤军后，伊拉克安全局势中仍然危机四伏，时刻面临冲突升级的危险，这说明，美国所扶植的现任伊拉克本土政权也尚未完全获得制宪权主体的认同。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6-179页。
文化认同作用过程的自发性被掌权者利用，他们通过话语将权力意志灌注到文化认同的实现过程中。倘若权力主体真的一意孤行，语言的毁灭会连带摧毁人民这个有行动能力的统一体。
他指出，解析话语以及话语中的权力，能够突破掌权者为规训权力对象所设置的空间，由被动的权力对象获得主体自觉，由对身体的认识转向对我作为形而上学认识对象的认识和思考。这样就必须要丰富与发展话语中语言的自主表达能力，用语言的生命力激发话语体系更新的活力，在话语体系不断更新的的基础上，增大它对人民个体诉求的识别和表达能力，逐渐抵消掌权者根据权力对话语进行塑造的作用，使话语能够具备表达人民真实意志的功能。